沛林_

最好的尚未到来。

随性书话——《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喵~寸草心:

#虽然是通识课的论文,但并不是糊弄过去的,所以还是收在这里。导师的话让我相信,现在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是白费#


叶名琛:1807年~1859年4月9日,字昆臣,湖北汉阳人,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清朝中后期著名疆臣,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自诩“海上苏武”。人称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百度百科的文字当中多少能看出一些贬义。但他确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当中我最感兴趣的人。本文将简介这位在晚清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官员,并浅析叶名琛此人,他的行为虽然在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看来可圈可点,却因为无法跟上时代的变革而备受非议,他个人的悲哀也正是一种缩影,代表了当一个社会的思想落后于整体时的挣扎与无奈。


 


同样是晚晴举足轻重的官员,同样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当中有所行为的官员。相较于有着“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林则徐拥有不少人物专著、研究资料来说,学着们对于叶名琛的研究则少得可怜。


晚清对敌中,有马饿死,此马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战死于广东沙角炮台的守将陈连升乘坐的黄骝马。此马为英兵俘虏,但不接受英人之食,终日嘶鸣,以“义节之马”而为后世敬仰。又有高官饿死,此人即是叶名琛。作为晚清御敌过程中牺牲的最高级官员,叶名琛死得还是壮观的。他不食英人食物,效仿周代伯夷、叔齐兄弟俩,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人们除了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他的外交失措外,长期没有正视这位倒霉的悲剧人物,他连一匹马的名声都未曾得到。叶名琛是否愚顽,是否错误处置亚罗号事件,是否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则需要我们慎下结论,以避免长期以来脸谱化晚清人物的历史观。


一位名叫黄宇的澳洲华裔研究者,现为澳大利亚社科院院士、悉尼大学教授。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时,选择了叶名琛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对战争中被劫走,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有关中国这段历史的文献进行研究之后,黄宇完成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这本书对于叶名琛,在“军功”“外交”“政绩”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之后,全面肯定了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以及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部署。它甚至提出一个观点,比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的林则徐,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成绩是与之不相上下的。


那么,究竟怎样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呢?《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叶名琛“自信变成了虚骄”“强硬变成了懵懂”“镇静变成了自欺”的矛盾心态。然而在《两广总督叶名琛》中,黄宇则驳斥了当年广州各地流传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民谣。叶名琛想要对付太平军,手中无兵无钱无粮,自然是不能够与英国人开战的,但他仍然恢复团练,在城头堆积石块和石灰包,匆匆布防,尽力与英国人周旋。他相遇英国人谈判解决亚罗号事件,但又不愿意按照英国人的意图谈,因而双方互不信任,关系越弄越僵。那么指责他不降不和的人难道是希望他在英国人的步步紧逼面前卑躬屈膝吗?作为封疆大吏,叶名琛自然也不能弃城而逃,他选择了留守,束手就擒。黄宇认为,这首民谣是英国人故意散布的。(对于我而言,在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是不敢轻易下这个结论的。虽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描述叶名琛时的资料来源于《清史稿》,而《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资料基本来源于当初流失国外,现在英国国家档案当中,但我在清史稿中所见也并没有将叶名琛描绘得十恶不赦,我也并没有去读过那些流失的档案,因此孰是孰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以判断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历史知识缺乏,并且有多阅读其他能够相互佐证的历史研究资料的欲望。)


我认为,直接听信于某个说法或者某种理论是不负责任的,对于叶名琛——如果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被历史冤枉的呢?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难道就不该被我们记住吗?我会产生这样的愧疚感——况且,我手上已知的资料还有对他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然而,如果把失败仅仅归罪于叶名琛,这不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吗?虽然他拥有决策的权利,但是如果说凭他一个人就能改变一场战争或者一个年代的外交形势的话,叶名琛也太神了。因此,至少要在他的周围、他的时代和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来做分析,才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评判。


叶名琛的失败,败于敌人的船坚炮利以及为了对付太平天国义军而被彻底削弱了的广州防卫能力。叶名琛的同僚,与他不合作,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纳见势不妙,便同敌人勾结,时候还对叶名琛白斑陷害,洗脱自己。这是对于当时他所处的小环境进行的分析。那么对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呢?


且不论叶名琛人品如何,说他精于官场贪嗜权利也好,手段残忍打压异己也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叶名琛是一个极有气节的人,他继承了中华民族士族的品格,同时继承了我们民族骨子里的那种传统与骄傲。


说起来,其实民族荣誉感,这种骄傲是否罪无可恕呢?就我所知的世界上很多民族,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子民,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都是有着骨子透出的骄傲在。包括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她的公民,何尝不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自居的呢?


然而在这种所谓的骄傲背后是什么呢?也许是如美国一般强大的国家实力,或者是海上贸易的霸权,或者是别的什么。而当时的中国大地上,人们除了传统观念当中自以为是的骄傲——这个叫做盲目的自大,盲目的自负——认为洋人一门心思想要巴结,认为他们全都是野蛮的夷人,固执地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执念,根本不知道人家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子。于是就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承认且深思的过往。这是我们民族身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到现在依旧没有完全愈合,稍稍一碰就是隐痛。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勇气正视就没有勇气改变,就永远只能停步不前,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想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想到日本。我一直认为有人将日本比作菊花与刀是十分贴切的——菊花与刀意味着日本民族的双重性,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刀象征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人本身存在的矛盾——好斗而和善,尚武而爱美,野蛮而文雅,顺从而富于抗争——何者?日本人在近代初期的时候同我们国家一样封闭,不知道西方世界的剧变,但是在坚船利炮同样攻击了日本的时候,他们发挥出了一直以来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对先进知识文化的渴望,如同在唐朝时积极地向我们国家指派留学生一样,派了很多日本青年和官员前往遥远的西方学习并且迅速开始了属于他们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短时间内全部实行了西化。这里积极的一面是效率很高,为了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切从零开始完全实行西化。实际上也证明了这样做效率确实很高。 按照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场、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除了购买机械,政府还聘请了大量国外技师。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 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了兴办企业当中。


日本这个国家封建历史上一直是我们中国的学生,然而十八世纪后中国已经走上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而日本则及时调整了自己--跟上了资本主义的末班车。并且日本民族天生有一种嗜血性和侵略性。他们把侵略作为一种对当地人民的解脱来看待,信仰驱使着他们去战争、去掠夺,而掠夺来的东西又会作为资本积累从而增加。当他们需要资本和市场的时候,就把目光投向了当时仍然在纠结是否开关的中国。其中胜负分明,中日马关条约宣告了中国大地完全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现在日本每年还在纪念百年前的黑船事件,就是当年美国人佩里带领几艘蒸汽战船侵略日本内海,逼迫幕府当局开放国门的历史故事。这一事件对日本的意义其实类似与中国遭遇的鸦片战争,但中日两国对待外来文明的敲击表现出来的绝然不同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迥异的命运。我们对于英法逼迫开放的反应是最先的军队抵抗,其次是民间的不满,最后是义和团式的破坏。我们的皇帝把英国人送来的蒸汽机步枪等设备丢弃在圆明园的地窖里尘封。我们的社会在左派思潮影响下一次次的文化革命扫荡了"封建残余",同时也丢掉了我们千年来的"礼义仁信"。我们的学生至今所受的教育还是悲情式的控诉多于自省式的反思。而日本人对欧洲列强逼迫开放的反应则显得灵活许多,他们直接答应了门户开放的要求,他们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设备羡慕不已并全面引进,他们的政府代表团游历欧美后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他们也经历了开放后的冲击但他们处理好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百姓如今高兴的庆祝着"黑船入关"。只有善于学习,善于改变的民族才能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来庆祝一个本是悲伤痛苦的日子。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它拥有发达的科技,一流的人才,国民素质较高、拥有创新精神。最让我影响深刻的是日本的民族意识相当强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先进。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够虚心学习发展。叶名琛固然在很多方面受了历史的抹黑,固然他的气节值得尊敬,但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剧变的年代,没有跟上符合这个时代的思想(即使不能完全算作是他的错),这一点,不只是他,更是当时千万中国人的状况。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评论

热度(12)

  1. 沛林_稷下解语 转载了此文字